当今中国的辩护制度改革，有三个方面的切入点：

       第一个切入点，是独立辩护问题。独立辩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，一方面是独立于当事人，在学界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混乱，辩护律师独立于当事人，与辩护律师的特殊角色有关。辩护律师既要维护当事人的个人权益，也承担一种社会的功能，就是维护司法公正，所以他可以独立对案件的事实、证据、涉及的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，不受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约束，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认罪，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做无罪辩护，但是独立辩护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，形成辩护内部的内讧，所以被告人做无罪答辩，辩护律师不可做有罪辩护。另外一方面，独立辩护更重要的是独立于政府，不受政府的干预。例如有一些案件，社会关注度很高，政治敏感度很强，有的律师辩护前被打预防针，被告诫不能做无罪辩护，以及哪些话不能在法庭上讲，这就使律师失去了独立于政府的机制保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的律师如果不合作，那么公权力机关也有解决方法，就是强迫被告人更换辩护人，去安排跟公权力机关合作无间的协同派律师做辩护人，他们会乐于提供迎合性的辩护。

       第二个切入点是强制辩护问题。现在的司法改革取得一定进展，在全国八个省市正在搞刑事辩护权全覆盖的试点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司法改革走向。这一改革未来要向全国铺开，涉及科学化问题，就是说全国将来铺开，是否所有地区都有足够的律师去承担辩护工作，即是否能够在技术上实现全覆盖，条件是不是具备。另外，形式上做到全覆盖，实质上能否也做到全覆盖，也是个问题。

       第三个切入点，是有效辩护问题。有效辩护在我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责任问题。在美国，无效辩护的概念，涉及的是律师责任问题，即律师不尽心，不尽职，可以引发相应的诉讼后果。在中国，有效辩护多是国家责任的问题，是因为长期存在的“你辩你的，我判我的”还没有消除。这涉及法官在法庭上是否有认真倾听辩护意见的需求，有了这种需求，法官当然会主动去倾听，这个需求来自于哪里？显然是跟庭审实质化有关。庭审本身是空洞的，就没有认真听取辩护意见的必要。